日前，紹興市體育局黨組負責人根據市紀委要求，對該市老年體協負責人進行提醒談話，提醒其赴外地召開年會的方案不符合相關規定，要求作出相應調整，同時提醒今後組織類似活動須嚴格遵守各項紀律，自覺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談話後，老年體協改變了原有方案，中止赴外地開年會的計劃。
一次次類似的談話函詢，使黨員幹部避免觸碰紀律紅線。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推動了從嚴治黨“兩個責任”在浙江落地生根。2016年，浙江著力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將黨規黨紀的提醒、勸誡和懲處覆蓋到全體黨員，最大限度地治“病樹”、正“歪樹”、拔“爛樹”、護“森林”。
實踐“四種形態”，不僅僅是紀委一家的事
盡管談話函詢已不再新鮮，但其中仍有一些聲音力道不足——“是領導讓我找你談談”“這是上級紀委安排的”。這背後是某些領導幹部不敢擔當的心態、不夠盡責的作為。
省委書記夏寶龍強調，在“四種形態”中，第一種形態是基礎、也是關鍵。如果連第一種形態都落實不下去，實踐“四種形態”就是一句空話，全麵從嚴治黨也就無從談起。
去年，夏寶龍帶頭履行全麵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親自約談51名黨員領導幹部，帶動各級黨委(黨組)負責人開展談話提醒並簽字背書。
省委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督促全省各級領導幹部自覺履行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嚴格執行“一案雙查”，促使領導幹部自覺擔負起管黨治黨之責，切實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麵。2016年1至11月，全省共有366名黨員領導幹部因履行“兩個責任”不力被追責。
嘉興市委主要領導對涉及信訪反映的黨員及時開展提醒談話，並圍繞主體責任落實不力、群眾反映比較集中、作風問題等約談相關單位負責人。寧波市鄞州區委巡察組通報情況後，聯係區總工會的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崔偉高主動提出由自己約談被巡察的區總工會黨組書記，就發現的問題進行提醒談話。
基於全省上下的探索、實踐，有關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可操作性的相關製度規定在浙江得以陸續出台。
——與誰談話？建立健全問題線索集體研究審核機製，各級紀委定期召開線索集體排查會議，集中研判問題線索，對適宜談話函詢的，逐一確定對象、方案。
——如何開展談話？確立“三個並舉”的標準：既用紀律尺子衡量，又用高標準引領；既講問題，又提希望；既談清談透問題，又鼓勵放下思想包袱。
——結果怎樣運用？在防止一談了之、談而不核、以談代查的同時，要求形成簽字背書的書麵材料，並視情開展核實。
在浙江，一種觀點已逐漸成為共識：“四種形態”不僅僅是紀委一家的事，而是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的共同責任。
抓早抓小，嚴防黨員從破紀到破法
寧波市某單位副主任汪某某在兼任市春運辦主任期間，市春運辦違規購買商業預付卡、發放津貼補貼，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決定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後，考慮到其在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仍不收斂，頂風違紀，最終免去其副主任職務，改任副巡視員。
……
在實踐中，浙江省根據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區別不同情況，靈活采取組織處理與黨紀處分，做到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處置。
“浙江在推動實踐‘四種形態’過程中明確提出，要堅決克服過去存在的‘隻盯違法不盯違紀’傾向，對黨員幹部一般的違紀問題，各級組織要及時棒喝一聲、敲打一下，讓其知止收手。”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任澤民說。
為建起“好同誌”與“階下囚”中間“帶電”的緩衝區，浙江不斷前移監督關口，將“四種形態”的要求貫穿於巡視巡察、派駐監督和審計等各項監督工作中。
派駐監督中，逐步建立健全定期報告、及時反映情況製度。省紀委授權紀檢組長通過約談等方式，對發現的輕微問題分類處置，對賬銷號。對巡視中發現領導幹部存在廉潔自律等方麵輕微問題，責成被巡視單位黨組織主要負責人約談提醒並簽字背書。
既瞄準嚴重違紀問題反映，更重視“早”“小”問題跡象，該談的談、該核的核、該了的了，決不積案養案、決不“放水養魚”。2016年1月至11月，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收到問題線索21794件，全部在收到後一個月內按要求進行了妥善處置。
節奏不變，反腐敗高壓態勢不減
隨著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提出，一些黨員幹部也曾有困惑: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隻能是“極少數”，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高壓態勢減弱？是不是會對“老虎”重罪輕罰、高舉輕放？
行動是最有力的回答。最近幾個月，浙江省紀委監察廳網站陸續發布信息：嘉興市秀洲區政協黨組書記、主席張少初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嵊州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書記、主任馬誌龍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2016年，浙江還在全省範圍內開展農村基層作風巡察，僅1至10月，就發現農村各類問題16962個，立案1609件，黨紀政紀處分1198人，移送司法機關188人。
“要綜合運用好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組織調整、黨紀處分等各種手段，做到處理措施逐級遞進，發現苗頭及時提醒，觸犯紀律立即處理，真正體現對黨員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省紀委主要負責人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