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因為文化的力量總是無聲地融入經濟、政治和社會中，孕育無形的凝聚力、向心力及親和力。
政治生態現象，歸根結底是一種內在於政治活動和政治領域裏的文化現象。政治文化是可塑的，通過引導、培育和塑造出與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發揮政治文化對黨在基層執政的支撐作用。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曆了艱難的社會轉型，而這一進程還遠未結束。麵對這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政治生態未能全麵及時注入足夠的正能量，而在某些方麵陷入了失序狀態。政治生態的惡化，阻礙了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夢的順利實現必然產生一些反作用力。
對此，黨中央有著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種場合作過生動、深入的闡述，政治生態不僅要治標，下大氣力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更要治本，注重源頭治汙，著手建立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淨化係統。
一
所謂政治生態，它是一個地方政治生活現狀以及政治發展環境的集中反映。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政治生態是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綜合體現。其核心是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問題、紀律問題和作風問題。良好的政治生態，可以內聚人心、外樹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帶好隊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從而更好地帶領人民群眾早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為中國夢的全麵實現夯實基礎、鋪平道路。
隨著中央反腐敗鬥爭的不斷深入，政治生態良性發展已經起步。但毋庸諱言，當前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政治生態問題仍然嚴重，以致扼製政治生態惡化勢頭已到了刻不容緩、間不容發的關鍵時刻。政治生態問題，突出地表現為：
買官賣官現象尤為嚴重，廣為流傳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動；隻跑不送，暫緩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順口溜，其實已成為官場非理性文化的潛規則而大行其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屢見不鮮，帶病提拔、邊腐邊升司空見慣。
結黨營私的圈子文化並非孤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時有所聞，而法律尊嚴、政府公信力、社會公平和市場規則被一些人拋在一邊。
政治生態問題還包括：特權現象頗有市場、投機鑽營不乏其人。此外，庸政惰政、弄虛作假等問題十分常見，導致了原則喪失、法紀廢弛。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當前，有所好轉的政治生態仍然很脆弱。政治生態的淨化，必須從根本上予以解決。
二
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會出現迥然相異的社會政治生態。
400多年前的1583年，一位意大利人來到中國，經過百般努力，終於將大明帝國之門推開了一道縫隙。他就是利瑪竇。在明朝官署紳門之間遊走幾近30年，他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在其去世前的1608年開始撰寫的《利瑪竇中國劄記》（《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一書中，他以冷靜、客觀、細致的筆觸，回顧了其在華的近30年經曆，特別是與各色官員打交道的情況，對明朝晚期廉吏守正與汙吏貪鄙、宦官橫行等官場生態，有著生動的記述和深刻的揭示。
在這位西方傳教士的筆下，既有熱情而謹慎、樂於助人而又善於自保、愛財卻又節製有道像嶺西道王泮、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大學士沈一貫等傳統知識分子，也有像江西巡撫陸萬垓、兩廣總督郭應聘等官員，他們既不排斥傳教活動，也不接受傳教士禮物，而是以一種清風明月式的關係，表現出君子之交的清雅與淡泊情懷。
然而，在其筆下展現更多的則是已經逐步走向式微的明末社會政治生態。一些大權在握、徇私枉法的地方官員或朝廷大臣公開索賄，“有時候，被告送給大臣一筆巨款，就可以違犯法律和正義而得以活命”。利瑪竇在南昌時，他手下的郭居靜神父就受到了韶州府“第三位官員（指董廷欽）”的勒索和報複，“他毫不遲疑地運用他的職權以圖報複他認為是神父對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當他想要他們的天文鍾時，神父們沒有把它留給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訴訟，把教團的兩名仆人叫到他的衙門，當著原告的麵痛打他們”。
還有一些官員就像今天我們社會中出現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樣，他們利用職權私貪暗占，比公開索賄者做得巧妙而隱蔽。比如兩廣總督劉繼文，他還未到肇慶上任時，就將利瑪竇等傳教士遣回澳門，然後順理成章地霸占教堂作為自己的生祠。
對此，利瑪竇有著深切的體會，他說：“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自己所有的一切。”
當然，在我們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私人筆記、市儈小說中，對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政治生態現象，也有著豐富的記載。尤其像晚清的《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諷刺、譴責小說，對官場的黑暗、世道人心的險惡，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分析得鞭辟入裏。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進程中，每個朝代都有過相對清明的政治生態，也有過汙濁腐敗的政治亂象。前者確保了王朝的興盛，而後者嚴重腐蝕了社會政治肌體，除少數所謂明主通過革除弊政實現了中興之外，多數都直接導致了王朝的崩潰與衰亡。
我們說殷鑒不遠，我們說曆史是一麵鏡子。照鏡子可以正衣冠，讀史可以知興替。改革開放以來，機製體製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的相對滯後，導致一個時期以來我國政治生態出現亂象和問題，應足以引起我們的震撼和警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汙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複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重構政治生態，營造廉潔清明的政治生態環境，是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全黨、全國人民隻能贏不能輸的一場艱巨的戰爭。
三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類社會特有的、也是複雜而饒有興味的現象，就是文化。它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曆史現象，是社會曆史的積澱物。換句話說，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
由此可見，政治生態現象，歸根結底是一種內在於政治活動和政治領域裏的文化現象。政治生態出現的問題，同樣也是由沉渣泛起的文化糟粕造成的問題。反觀當前的官場文化，很多問題的出現既令人啼笑皆非，又讓人痛心不已。
政治生態的重構，必須剔除文化中的河豚毒素，自覺選擇先進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作為基因的重組、凝結與支撐。
政治文化是可塑的，通過引導、培育和塑造出與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發揮政治文化對黨在基層執政的支撐作用。當前，我們一方麵要從深厚的傳統文化中汲取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的營養，為優化政治生態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支撐；另一方麵，要合理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來促進我國的政治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要求領導幹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麵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並且提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等具有深遠指導思想的論斷。
一部中華文明史，有著豐富的政治文化資源，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成為維護國家統一、調節社會關係的重要準則。它是我們重塑政治生態和政治文明的靈魂與基石。早在西周時期，統治者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形成了係統的儒家“德治”理論體係，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提倡“為政以德”與“為官以德”的德治學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無疑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生態。
借鑒和弘揚傳統政治文化，要始終堅持立德修身來加強黨性修養，堅持身體力行以德服眾，用“道德力量”駕馭權力，堅持恪守官道以德為先，把道德修養、道德自律放在第一位。自覺做到心憂天下、情係蒼生、勤奮敬業、清正廉潔，以道德的力量去贏得人心，凝聚力量，為事業發展和個人價值實現奠定堅實的人格基礎。
古人說“法令行則國治國興，法令弛則國亂國衰”。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事關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舉措，更是政治生態安全的重要基石。繼承和創新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踐行法律的積極性，營造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良好法治氛圍，構建安全的政治生態係統，才能開創政權、民眾與官員和諧共贏的嶄新的政治局麵。
重塑政治生態，還要求我們全麵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體係，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程。
十八大以來掀起的“打老虎，拍蒼蠅”反腐風暴，正在強力驅散我們政治生態中的毒素和霧霾，而要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必須堅持標本兼治，以文化的力量重塑政治生態。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們堅信，浩浩蕩蕩的文化活水定將孕育出光彩奪目的政治生態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