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公林超夏

前段時間，母親轉給我一篇介紹溫嶺鳳屏社區的推文，裏麵提及她的外公與舅舅，我才知道母親的林氏家族與音樂有著深厚的淵源。也許是林氏血液裏流淌著豐厚的音樂細胞，我的大姨小姨從小就展露出音樂天賦，大姨12歲一舉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小姨小學時就能指揮《黃河大合唱》等百人合唱，盡管我的母親不像姐妹們那麼出色，但她也通過自學學會了彈琴，同時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請外婆擔任我的鋼琴啟蒙老師。她們的嚴格要求為我打下了較紮實的基礎，我才有了後來的音樂教育學習經曆，直至如今在藝術院校工作，這些應該都源自家族的熏陶。我想借此機會，分享我的舅公——音樂家、作曲家林超夏的故事，讓更多的人認識他。

林超夏（1914.2.28--1977.10.23），溫嶺縣橫山頭人，提琴演奏家、音樂教育家、作曲家、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他從小受到民間音樂的熏陶。他的父親林篤哉當過看牛娃，會唱山歌，也會拉胡琴，吹笛子，母親六歲來到他家做童養媳，喜歡唱《哭親娘》等民間小調，也會拉胡琴。他的妹妹林平湘（筆者的外婆）也非常愛好唱歌，因此，他的家庭音樂氛圍很濃，每當夏夜納涼時，一家時常舉行小型演唱會。

林超夏10歲讀小學時，就學習二胡、笛子。12歲時，隨父親全家遷居上海。14歲時，父親給他買了一台舊小風琴，從此他和妹妹平湘學唱《英文名歌101曲》中的歌曲。在中學階段，他還跟外籍教師苦學了三年半小提琴。課餘常約一些同學，各自帶小提琴、口琴等樂器來家開小型音樂會。他還喜愛外語，除英語外，還學法語、德語、梵文和世界語。

1932年春，林超夏考入上海建設大學，不久，建設大學停辦，他又於當年秋天轉入上海光華大學，學習文科。1933年秋，他才如願以償地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承蕭友梅校長和黃自教授，專攻理論作曲專業，還跟俄籍教授、提琴演奏家介楚士奇學習中提琴，當時他創作了《姐姐》《懷念》等小提琴獨奏曲。

在上海音專，他是半工半讀的學生。由於家庭不能供應他學習和生活的費用，他隻好白天擠時間去中小學兼任音樂課，夜裏為上海業餘劇團的演出節目配樂，然後再以加倍的努力，抓緊時間完成學業。他租不起鋼琴，賀綠汀(當時年級比他高的音專同學)每天將自租的鋼琴借給他練習一小時。當時音專校長也非常同情他，允許他免交學費，但生活費用等都須靠自己解決。

1935年上半年，由民主愛國人士組織的上海電通公司成立，該公司拍過4部進步的影片：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主題歌為《畢業歌》；第二部《風雲兒女》，主題歌為《義勇軍進行曲》；第三部《自由神》，主題歌為《自由神》；第四部《都市風光》，主題歌為《西洋鏡歌》。林超夏一直堅持為這些影片配樂灌音。

舅公對音樂的喜愛，影響了我們家幾代人，當我小的時候，家庭演唱會其實也會時常在我們家出現。1988那年，父母斥巨資為我買了一架鋼琴，這可是我們當地小縣城第一架私人鋼琴，我感覺特自豪。在沒有KTV的年代，彈琴唱歌成了我們家娛樂時間的主要節目，外婆偶爾清醒的時候（她患有阿爾茨海默症）也會給我們彈唱，以至後來我母親、我乃至我女兒都喜歡在閑暇時彈彈琴、唱唱歌，其樂融融。

從小受音樂熏陶的我，後來考入藝術院校，多次獲得一等獎學金，被評為省級優秀畢業生，畢業後留校工作。雖然沒能取得像舅公那樣的音樂成就，但我一直以舅公為榜樣，認真負責地在平凡的崗位中努力工作。

1937年7月，林超夏從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畢業，全麵的抗日戰爭爆發了。不久，他從上海回到家鄉溫嶺，在溫嶺縣中任音樂教師。同年10月底，中共地下黨秘密領導的溫嶺縣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青戰團”）成立。他是首批入團的青年，並很快成為該團的中堅力量。那時下鄉巡回演出，他常用小提琴在戲台上為《大刀進行曲》等抗戰歌曲領奏和伴奏，很受群眾的歡迎。

抗戰期間，林超夏經常組織劇團排練節目，進行演出宣傳。當時他為話劇《火》作曲配樂，曾去新四軍浙西辦事處駐地,演出《海岸的哨兵》《東北，我們的家鄉》等節目，慰問遊擊隊和遊擊區農民。

他先後在昌化縣中、浙西第二第三臨中、溫嶺師範學校、溫州中學任音樂教師，用音符鑄就時代烙印。1944年又被福建音樂專科學校聘為副教授，教對位法、和聲。福建音專的外籍教授對他的歌曲《海岸的哨兵》很是讚賞，認為這曲子的創作，既根據世界公認的理論，又有中國民族的特色，特別最後一句“從黑夜值守望到天亮”，它以上升的男高音“”結束，正如異峰突起，象征著無限光明，在世界音樂創作史上沒有先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林超夏辭退了福建音專的職務，回到了上海。1947年，他進入上海市交響樂團，擔任中提琴演奏員。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上海市交響樂團改名為上海市人民交響樂團，林超夏繼續擔任該團的中提琴演奏員。就在那時，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且鮮為人知的事情，即為《義勇軍進行曲》配器。眾所周知，《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為聶耳，但聶耳從日本寄回的曲譜隻譜寫了主旋律，我們所聽到的管弦樂隊演繹出來的版本，還要經過配器者的創作。在不同曆史時期，《義勇軍進行曲》有過三版主要配器，林超夏的配器就是其中之一。1949年大中華唱片廠在國慶當日發行的國歌唱片，即由他配器改編為管弦樂，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響樂團演奏，是新中國成立後首版用於典禮的國歌唱片。

因為解放了，林超夏很興奮，日夜參加演出，不肯停歇，導致臥病住院。樂團領導和全團同誌聯名寫信慰問，陸續到醫院看望他。林超夏半年後出院，因身體虛弱回溫嶺家鄉休養。在這之前，我不知道也從未想過莊嚴的國歌有林氏家族的貢獻，讓我不禁對舅公肅然起敬。這段旋律已經響徹祖國每一寸土地，同時也深深刻入每一位中國人的心裏。

1953年，經賀綠汀教授介紹，林超夏到浙江省師範學院任音樂指導。雖然病軀沒有痊愈，但是他依舊努力教導學生。他創作了小型歌劇《牧羊姑娘》，組織學生排練，並化裝演出。他參與浙江越劇團的改革工作，提出“洋為中用”建議，采用西洋樂器來補充和豐富民族樂曲。他建立了杭州管弦樂隊，自己擔任指揮，去大會堂演出。他還籌備成立中國音樂家協會杭州分會。

1956年上半年，在各縣舉行民間歌舞比賽的基礎上，逐級選拔優秀節目，先後參加浙江省民間歌舞會演和華東六省市民間歌舞會演，林超夏都應邀擔任評判員。他還寫過兩篇評論民間歌舞的文章，刊載在《浙江日報》上。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丹說:“我們浙江有林超夏這樣的音樂人才，倒沒有發現!”同年8月，他去北京參加音樂周活動，並加入了中國音樂家協會。隨後回到浙江，去台州、溫州傳達北京音樂周活動的意義和內容，了解當地民間音樂和戲曲活動的開展情況。

1957年底，林超夏受中央音樂學院呂驥院長邀請，被該校聘為副教授，在作曲係教複調。這時他將《蘭花花》《信天遊》《無錫景變奏曲》《想情郎》《藏族舞曲》等民歌、舞曲改成鋼琴曲譜，編入《成人鋼琴曲集》。1960年，林超夏轉到中央音樂學院民族器樂係工作，負責作曲專業教學，參加編寫《民族樂隊樂器法》，開設講座，輔導青年教師。1964年，由中央音樂學院民族器樂係和原藝師合並，建立中國音樂學院，林超夏也隨著去該院工作。文革開始，中國音樂學院並入了中央音樂學院，林超夏又回到了原中央音樂學院工作。

解放以來，林超夏不但長期帶病堅持工作，而且為了教學和演出的需要，還學習新疆語、蒙古語、越南語、朝鮮語和俄語。無奈由於動亂幹擾，病魔纏身，他隻好於1975年退休，1976年10月回家鄉溫嶺橫山頭療養，1977年10月在溫嶺縣人民醫院病逝。

我的舅公林超夏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一貫認真演出、教學、創作，畢生為人民的音樂事業操勞。作為晚輩的我，雖沒有顯著的工作業績，但我也同樣擁有那份“真”，願意在音樂教育事業上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作者係音樂學院教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