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昆《十五貫》誕生記（連載一）

1985年夏天，為撰寫《十五貫》這個條目，《中國戲曲誌·浙江卷》編輯部委派我與任顯璋兩人一起調查昆劇《十五貫》的誕生過程與成就。我倆除了搜集史料外，還先後拜訪了黃源、陳靜、周傳瑛、王傳淞等當事者。本文即據調查所得撰寫而成，重點揭示這一壯舉產生在浙江的緣由。   

一、天降大任“傳”字輩

《十五貫》是由昆劇傳字輩擔綱改編與演出的，凡提及《十五貫》的誕生，不得不先從“傳”字輩談起。《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傳字輩的經曆正是如此。昆曲到了清同、光年間，已在沒落中掙紮。蘇昆“四大名班”中“大章”“大雅”首先解散，部分演員或改入京班，或為曲師以謀生。至光緒末，“文全福”“武鴻福”亦奄奄一息，最後亦逃脫不了解散的命運。為了保存薪火，1921年，由貝晉眉、張紫東、徐鏡清等人發起創辦，穆藕初、徐淩雲等鼎立相助的“昆劇傳習所”在蘇州宣告成立。原“文武全福班”名角沈斌泉、尤彩雲、許彩金等應聘出任教師。學員原有60多人，最後為37名（或稱40人），均以“傳”字為輩，各行人材又以“金、玉、花、水”為名字偏旁。1924年，“傳”字輩赴杭州、上海等地實習演出獲得好評。從此，絕望中的昆劇第一次呈現生機。

1926年，“傳”字輩滿師，演出於上海大世界等劇場。由於技藝精湛，口碑甚好，次年請俞振飛為顧問，取“新樂府”為名，除在上海笑舞台、新世界、大世界等處演出外，還應邀赴杭州、蘇州演出。由於擴充了武戲劇目，並在演折子戲的同時，還排了諸如《玉搔頭》等小本戲，聲譽日高。1930年前後，“新樂府”改名“仙霓社”，由鄭傳鑒、倪傳鉞主持，輾轉演出於江、浙城鎮，杭、嘉、湖成了他們演出最頻繁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與杭州毗鄰的上海成為一片火海，“仙霓社”的全部戲箱化為灰燼，藝人們隻得各自謀生。次年年底，餘下的十二位“傳”字輩在上海東方書場演完最後一場之後，也各奔西東謀生，“仙霓社”終告解體。1939年，王傳淞離開蓋叫天的京班，應邀加入浙江寧波人朱國梁主持的“國風蘇灘社”；次年，周傳瑛亦應王薦加入，全團連王、周在內，加上朱國梁、龔祥甫、張嫻三姐妹，共七個演員。朱國梁（1903－1962），寧波鎮海人，謀生於上海，先學評彈，後轉蘇灘，他創建的蘇劇團，原先專唱蘇灘，自從王、周二人加入之後，則增演昆劇，采用混合演出，如演折子戲，兩折蘇灘，兩折昆劇，湊成一場；有時則在同一折戲裏，昆、蘇分唱，如《牡丹亭·遊園驚夢》“嫋晴絲”一段唱昆，進了花園唱蘇。從此，昆、蘇混合，戲班即改稱“國風新型蘇昆劇團”，簡稱“國風蘇昆劇團”，輾轉演出於蘇南、浙北的各種草台、廟宇、茶館，過著極度艱苦的生活。既無道具，又無布景，全部行頭還裝不滿張嫻放衣服的一隻小木箱。一次與一個京班拚演，就在橋頭空地上，用草繩拉成一個場子，幾張桌子相拚算是個台了，兩個班子沒有一張鼓板，隻好敲梆，王傳淞與周傳瑛，合吹一根笛子，合穿一雙靴子。因窮困潦倒，被人稱為“討飯班”“叫化子班”。不久，周傳瑛的哥哥周傳錚以及包傳鐸、沈傳錕、劉傳蘅等傳字輩，因走投無路，也相繼來到“國風”。至此，原屬“仙霓社”的六位師兄弟又相聚一堂，同舟共濟，為昆劇的生存出謀獻策。如在劇目方麵，除了“老戲老唱”外，還作了“老戲新唱”的試驗，將《尋親記》改作《黃河恨》，將《漁家樂》改作《潯江怒潮》等，此外還移植《棠棣之花》《孔雀膽》等新戲。堅持走民間道路，長期演出於杭嘉湖一帶鄉鎮，成為南昆僅存的一脈。

1949年，全國解放，“國風”有如枯木逢春，獲得新生。但仍然要經受現實的考驗，一次在蘇南鄉鎮演出《費貞娥刺虎》，被勒令停演，驅逐出境；轉至另一處演出《尋親記》，卻得到當地政府大力的支持，幫助劇團組織觀眾，因為此戲可以配合他們正在進行的“反霸”“鎮反”工作，從而找到一條戲劇隻有為現實服務才能生存發展的出路。

1951年，朱國梁卸去班主，讓位給女兒朱世耦和周傳瑛。1953年8月，浙江省文化局宣布對“國風”實行民營公助，資助一千五百元置服裝。停演四十天，學習戲改政策。學習期間，國家發夥食費，每人每天還發兩角錢零用費。從前唱戲的隻能靠唱戲吃飯，如今停演學習還發錢、管飯，全團人員都聽傻了，都哭了。從此，昆劇終於結束了江湖班萍蹤浪跡、衣食不保的流浪生活，踏上一條新生之路。

此後，經過抗美援朝的宣傳演出、嘉興地區與杭州地區的戲曲彙演、華東地區戲曲觀摩大會演出、紀念《長生殿》作者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演出等一係列活動，先後演出了全本《長生殿》以及《牡丹亭》《連環記》《西遊記》《尋親記》《躍鯉記》《呂蒙正》《販馬記》等劇中的折子戲，均獲得好評。不久，“天降大任於斯人”，“國風”終於挑起了演出改編本《十五貫》的重任，踐行了兩千多年前孟子所謂“苦其心誌”才能完成“大任”的預言。（待續）

（作者係我校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