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好比春江水（下）

曾祖父的另一麵

在我印象裏，曾祖父的形象是個九十幾了還挑著糞挑去種地的、光亮的腦袋上頂著塊毛巾的、寡言少語的憨厚老人，老實巴交，和和氣氣。我對他的事情一無所知，隻記得小時候他買了一把塑料刀給我玩。我印象裏，曾祖父和曾祖母感情很好，每次趕集總要給我曾祖母帶一個燒餅回來。再就是老人家嗜辣，有一次炒了一碗朝天椒配飯，一邊吃一邊“嘶哈嘶哈”，問他辣不辣，老人家擦擦腦門上的汗，“不辣！”

村裏人回憶起我曾祖父，總是說他是個“積德行善的人”，經曆了戰亂，村裏多有無主荒墳，到了清明節，曾祖父除了掃自家的墓，也會去掃祭那些荒墳。

“至善、慈祥、樸實”，我對他的印象，僅此而已，直到前天父親讓我幫忙整理資料，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原來還有另一麵。

上世紀40年代，浙西南革命如火如荼，抗日、抗暴活動風起雲湧，我們這個偏遠的小山村，因地理位置突出，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革命村，李銀通、傅振軍（特委書記、處屬遊擊支隊政委）、李文輝（處屬遊擊支隊政治部主任、縉雲縣委書記）等便在我們村交通員的家裏聯絡和發展革命，使得我們村和另兩個革命據點（棲真寺、江西山後）遙相呼應，強化了雅江，石上、山坑、池嶺等“六保聯盟”的革命形勢，為浙西南革命提供了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銀通鬧革命、打遊擊，組織了一支當時號稱“十八弟兄”的骨幹力量，進行了堅決的抗暴革命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剝削壓迫。我的曾祖父胡岩雲即是這“十八弟兄”之一，參加遊擊隊，與李銀通等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隨著革命火種漸成燎原之勢，我們的紅色力量沿著括蒼鹽道，與大洋、界坑、永嘉等地的革命紅旗彙聚到一起，為浙西南解放貢獻了重要力量。

解放後，曾祖父解甲歸田，默默無聞，做了一輩子農民，成為了我印象當中的那個老頭。

他是我的家人

我從小就知道，村口有個烈士墓，至於烈士姓甚名誰，我卻不知。問了我姐，我姐回憶她小時在村小讀書，每到清明節，學校就會組織去村口給烈士掃墓，但烈士是誰，她也不太記得了。直到我在資料中看見“胡設申，1949年參加剿匪戰鬥後返回駐地途中遭到暗算，槍榴彈爆炸後犧牲。”

我問父親，“這個胡設申是誰？怎麼出現在我們家的資料裏？”

父親說，“他是我的堂伯，你應該叫堂伯祖。”

村口的烈士，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親人，但是他的資料，卻又僅此而已。

曾祖父沒有和我說起過，祖父也沒有，父親也沒有。碧草青青，清明又過去了，家裏的老人也逐漸離去，許多事情還來不及詢問就湮沒在曆史長河中。如果說我從他們身上繼承了什麼，我希望我繼承的是樸實、真誠、無私，這也是我對新中國曆史上那些曾經為了理想奮鬥過而犧牲的、有名字的和沒名字的先烈的敬意。

如今，這個小山村現在變得整潔、漂亮，河道的水清澈見底，遊魚成群，山風拂過枝頭“呼呼”作響。在家的時候，我喜歡跑到山頂上張開了雙臂，讓風吹進我的懷抱。他們應該都變成了山間的風，或者變成了東山上的月光，但是仍在身邊陪伴著。

寫在後麵的話

想寫這篇文章很久了，對於文章中一些事情的整理，就像撣開桌子上的灰塵，剛開始是一個小點，慢慢的在心裏擴張成一個區域，對於自己家的曆史從星星點點的碎片蔓延成極有縱深的平原。這兩年再回村裏，總覺得村裏美如畫。有了平坦的水泥路，村裏的年輕人都買了汽車，父親又把房前的一塊地捐了出來，做了停車場，到了年關就停滿了汽車。屋旁的健身場地裏一到天氣好的時候就坐滿了人，臉上總是笑意盈盈，看見許久未見的我總要拉住我噓寒問暖。公路旁做了綠化，種了許多花，春天一來就姹紫嫣紅的，家家戶戶的門口也搞了小花壇，種了許多以前沒有見過的花兒。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我家算上已經故去的曾祖父和祖父，是四代黨員。山村的發展也好，共和國的建設也好，我們都很榮幸地參與其中，為國家貢獻了自己可以貢獻的力量。想到去年回杭前，和母親去地裏挖野菜，“回杭州的車票買好了嗎？”母親從草窠裏起身。“嗯。買好了。”我站直了身子，往高山上望去，山上被野火掠過的痕跡似張大的嘴，而與天交際處是大片大片的野櫻花如雲霞般開放著，整座高山繼而又成了一張衝我慈笑的麵容。

“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灘險灣又多”，是啊，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灘險彎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