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圈子形形色色利益是“黏合劑”
梳理中央和地方紀檢監察機關網站上發布的通報，不難發現，“團團夥夥”一詞是去年以來各級各類通報中出現的一個高頻詞彙：
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長期搞團團夥夥，對抗組織審查。
國家宗教事務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張樂斌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搞團團夥夥。
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在黨內搞團團夥夥，大肆進行利益交換、利益輸送，拉攏腐蝕領導幹部，公開散布與全麵從嚴治黨要求相違背的言論……
事實上，團團夥夥現象一直是正風反腐實踐中所要重點破除的一大頑疾。這些圍繞公權力搭建起來的“團夥”，或以地域為紐帶，或以高官為核心，雖然圈子的輻射範圍有大有小、覆蓋的人數有多有少，但本質都是以“利益”為“黏合劑”的腐敗“共榮圈”，都是利用各自占有的公權力劃分團夥“勢力範圍”，形成腐敗“合力”，在權力所及的“一畝三分地”裏共享利益“果實”。
“團夥”、“山頭”，歸根結底離不開一個“私”字。有專家表示，一些人之所以熱衷於進圈子、拜山頭，或是謀求圈子庇護的安全感，或是尋求團體謀利的超能力，或是為滿足私欲創造便利，因而為此不惜打破政治規矩、政治紀律，失底線、踩紅線。
團夥現象、圈子文化的形成一方麵是權力運行過程中監管機製不完善；另一方麵也深受曆史遺留習氣的浸染。“隻是在當前，這一文化頑疾又與新的社會現實相融合，帶來了新問題。”學者艾君曾這樣表示。
2 抱團式腐敗危害不容小覷
“小圈子”、“小團夥”大行其道，不僅會在圈子內誘發各種腐敗問題，還會給一個地區的政治生態帶來不良的連鎖效應。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孫文東在任國貿總公司總經理期間，多次將自己老部下調入國貿總公司，培植個人“小圈子”。這讓本是團結向上、攜手共進的幹部隊伍被分化，使得黨內政治生活變得低級庸俗，是非判斷十分模糊。
河北省省委黨校副編審張立新曾表示，“圈子文化”的存在，勢必弱化黨員幹部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導致用幹部、作決策不是選賢任能、實事求是，而是講圈子、看親疏。
近年來，一些地方頻現“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抱團式腐敗”或“塌方式腐敗”，其背後往往存在“團夥”、“幫派”等現象。2015年底，福建省龍岩市連城縣出現係列嚴重違紀案件，涉案人員多達16人，涉案金額3000餘萬元。在這一係列案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由原縣委書記、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縣政協主席和縣財政、交通、公安等部門主要負責人組成的貪腐“共榮圈”，他們定期聚會，相互包庇，嚴重汙染了連城的政治生態，引發了惡劣的影響。
不少黨員幹部表示，一旦“團夥”成為公權與私利結盟的有效方式，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級關係就會異化，公權力就會成為填補個人欲望的工具。這樣的“小圈子”越多，黨內風氣就會越壞，嚴重影響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
3 用好紀律尺子打破團團夥夥
“嚴肅查處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相互勾連問題，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麵對黨內存在的團團夥夥現象，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在部署今年工作任務時明確提出這一要求。
今年1月開始正式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首次對處理“團團夥夥”現象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在黨內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私人勢力或者通過搞利益交換、為自己營造聲勢等活動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這無疑為打破團團夥夥現象提供了紀律尺度。
“一方麵，高揚理想信念的旗幟，樹立高尚精神追求，築牢思想防線，確立高標準，把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立起來、挺起來；另一方麵，劃出行為底線，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麵，抓早抓小，動輒則咎，靠黨員幹部自身的行動，始終保持為最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政治本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辛向陽表示。
湖北省十堰市紀委副書記胡孝平認為，對少數領導幹部破壞黨內關係正常化、搞團團夥夥、建“小圈子”、拉幫結派，把純潔的黨內關係蛻變成私人化、隱私化、庸俗化關係的行為，要綜合運用“四種形態”，該提醒的要及時提醒，該約談的要適時約談，該追究責任的要嚴肅問責。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特別要善於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時提醒、教育和訓誡，有效地防止“小圈子”形成。還要嚴明黨內法規，對待腐敗圈子要破圈捉蠹，將“小圈子”中的蠹蟲一網打盡。
當然，還要正本清源、強化教育引導，從改變思想觀念入手，增強黨員幹部自警、自省、自律的能力，自覺遠離“小圈子”、不搞“小圈子”。如此，枝枝蔓蔓的關係網和形形色色的掮客才變得越來越沒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