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市紀委辦公室，浙江省平湖市某單位局長徐某某終於舒了口氣。“萬萬沒想到，自己會因原單位的事被約談。現在事情說清楚了，心裏也踏實了！”
此前，徐某某工作過的原單位先後有三名中層幹部因收受企業賄賂被查處，作為該單位曾經的主要負責人，一方麵負有主體責任，另一方麵本人也有違紀的可能。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徐春華隨即啟動談話函詢工作。
“我本人沒有收受過企業的好處，但當時確實存在管理失職，對下屬疏於監督、管理，這也給我進一步敲響了警鍾，當領導既要抓好工作，也要管好下屬。”徐某某紅著臉說。
“談話，是為幹部提供說明情況的機會，更是另一種形式的提醒和督促，防止小毛病變成大問題。”徐春華說。
盡管“來客”不同，但相似的故事如今在平湖市頻頻上演。“過去，一收到紀委的邀請，黨員幹部就覺得緊張。現在，這種觀念在慢慢改變，紀委的邀請會越來越普遍。”徐春華說，不是等出了事才找人談，而是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談，“談的是小事，可預防的卻是大問題。”
這樣的變化不僅在平湖，不僅在紀委。今年1至8月，浙江全省探索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將敢管敢嚴見諸日常，針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已談話函詢5126人次。
黨委扛起主體責任 以上率下做示範
“黨委是抓大事的，全麵從嚴治黨就是天大的事。”在今年初召開的浙江省紀委五次全會上，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強調，各級黨組織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黨委書記要做管黨治黨的書記，在落實主體責任上決不含糊，做到敢管敢治、嚴管嚴治、長管長治。
這“天大的事”怎麼抓？這個問題曾經困擾了很多人。
“‘四種形態’是以黨的紀律為尺子進行劃分的，既針對苗頭性問題，又覆蓋了各種違紀行為，為黨委履行好主體責任提供了具體方法和抓手。”浙江省委常委、紀委書記任澤民說。
今年以來，夏寶龍以身作則，以實踐“四種形態”特別是第一種形態作為履行主體責任的具體抓手，約談了51名黨員領導幹部。
在省委的示範帶動下，各級黨組織特別是主要負責人履行主體責任的意識得到增強，全省各級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誌都把約談提醒作為自己分內工作。杭州市委書記要求市委常委對照市紀委提交的黨員領導幹部談話名單，與分管領域的領導幹部一一開展談話提醒。紹興市委出台《關於對黨員幹部開展談話提醒的實施辦法(試行)》，壓實黨委主體責任、“一把手”第一責任人責任和班子成員“一崗雙責”。嘉興市委主要領導對涉及信訪反映的幹部及時開展提醒談話，同時圍繞主體責任落實不力、群眾反映比較集中、作風和腐敗問題比較突出等約談相關負責人。
從全省第68名到全省第4名，自王仙桃擔任杭州市下城區文廣新局黨組書記、局長以來，該區已在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評估排名中，實現3年“三級跳”。
這不是王仙桃唯一一張“成績單”。上任之初，單位因兩任班子主要領導曾發生違紀違法問題，在該區各機關單位的作風狀況綜合評價中排名墊底。作為“一把手”，王仙桃接受了談話提醒。“為了這事，區委書記、區紀委書記先後找我談話，說實話，壓力挺大。”
那份忐忑不安，他至今難忘。走出談話室，王仙桃在工作筆記中寫下3個關鍵詞：“主體責任”“班子建設”“幹部隊伍建設”。“現在出現什麼苗頭性問題我都及時跟身邊的同誌談話提醒，這對他們是幫助，對我自身也是促進。”從最初的委屈，到之後的釋然，王仙桃有了一個很大的思想轉變，在履行主體責任中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和王仙桃一樣，許多地方和單位的“一把手”既是談話提醒的“受力者”，也是談話提醒的“施力者”。尤其是今年6月浙江省委下發黨委(黨組)主體責任和紀委(紀檢組)監督責任清單後，各級黨委在向上級紀委報告主體責任落實情況時，將多出一項內容：必須詳細彙報實踐“四種形態”特別是第一種形態情況，由上級紀委書記當場點評、當場指出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數字準才能責任清。據嘉興市委常委、紀委書記陳剛介紹，該市下一步將著重完善“四種形態”統計指標體係，與問題線索五類處置方式和紀律審查信息管理係統統計指標體係對應起來。特別是針對第一種形態，今後要第一時間掌握彙總各級黨委處置情況，並將紀檢機關采用第一種形態處置信訪舉報和問題線索的情況，作為統計的重點。
多點“婆婆嘴” 在第一種形態上下功夫
去企業調研順手拿走兩包煙，外出考察順路到景區旅遊，接受被監管對象吃請……在浙江，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甘當“婆婆嘴”，因這些“小問題”被約談提醒的人明顯多了起來。
全麵從嚴治黨，必須用好第一種形態。
“感謝組織的及時提醒，回去以後我立馬整改，今後將更加注意自己和親屬的言行。”浙江省某廳副廳長因其妻子所經營公司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被廳黨組書記約談。通過約談，該副廳長主動提出注銷妻子的公司。
“一些嚴重違紀違規的黨員幹部，往往都是從小節不守、小錯不改，進而破壞規矩、違反紀律開始的，如果組織上及時發現，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經常咬耳扯袖、紅臉出汗，讓他們及時自省、自糾，就不至於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羅悅明認為。
早發現、早提醒。這需要各級黨委書記、紀委書記平常腦子裏要有情況，充分了解一個地區的曆史文化特點、政治生態、幹部隊伍總體情況、社會風氣等因素。
浙江省市場經濟活躍，民營經濟發達，近年來，浙江多地查處的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或特定關係人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等問題。
“防止利益衝突是我們在實踐‘四種形態’特別是第一種形態時重點關注的問題，凡是有這方麵的舉報或反映，相關地方和部門的負責人都會及時和當事人談話提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浙江省紀委案管室主任說。
“一要講政策，幾年前浙江省就率先出台了《黨員領導幹部防止利益衝突暫行辦法》；二要講道理，隻要點準穴位、談出辣味，就能收到實效。”羅悅明介紹說。
實踐“四種形態”，本質上還是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黨員幹部犯了錯誤不可怕，關鍵是要相信組織、依靠組織，主動向組織講清問題，積極改正。
有群眾反映某市一名副市長在自己管轄範圍內低價購房問題，在談話提醒過程中，該副市長主動如實說明了問題，而且補繳了購房差價款。最後，給予其誡勉談話的處理。
有溫度並不是鬆尺度。如果欺瞞組織、對抗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錯失組織給的機會，就是錯上加錯。
針對群眾反映浙江省環保廳原廳長徐某幫助特定關係人承攬工程謀取利益的問題，組織上多次找他談話了解情況，他故意隱瞞事實，挖空心思向組織說假話，對教育幫助拒不接受。最後通過深入核查，查清了其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的事實，並將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寬嚴相濟帶來了廣大黨員幹部相信組織、依靠組織的可喜變化。僅在台州市，近兩年就有87名有問題的黨員幹部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了問題。
“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並不意味著可以簡單化實施談話函詢，不能因為簡單化、隨意化而導致談話函詢未達到提醒、教育和震懾效果。”杭州市蕭山區紀委負責人說。
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根據談話對象的家庭狀況、性格特點等，事前擬定談話提綱，確定談話方式，對如何開頭、怎樣結尾，先談什麼、後談什麼等，都要認真進行安排設計，爭取達到最佳談話效果。同時，除了談話函詢後必須由主談領導簽字背書外，對重要談話函詢件，要進行補充核查，特別是對於擬提拔或轉任重要領導崗位的幹部要著重核實，堅決避免發生帶病提拔問題。
注重綜合處置 懲治這一手不放鬆
“‘四種形態’對應的是全麵從嚴治黨，就是要運用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組織調整、黨紀處分等各種手段，使紀律嚴起來、管住大多數。這對黨員幹部的要求不是變鬆了、而是更嚴了，執紀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浙江省紀委常務副書記馬光明認為。
線索處置是執紀審查的源頭和基礎，是把握運用“四種形態”的首要環節。
浙江省紀委著力把握“五類處置方式”和“四種形態”的內在關係，把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與“常態化”，違紀問題與“大多數”、“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與“極極少數”聯係起來，有針對性地進行線索排查並確定處置方式。同時，嚴格限定處置時間，原則上要求做到即收即定即辦，不能擱置。截至去年底，全省曆年累計的20563件黨員幹部問題線索均已處理完畢。今年1至8月，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收到問題線索12225件，全部在收到後一個月內按要求進行了妥善處置。
違紀問題發現了，就要一寸不讓。
“‘四種形態’不是簡單的‘四個筐’，實際情況千差萬別，絕不能機械對應、生搬硬套。”羅悅明表示，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監督執紀的重要手段，要實現兩者優勢互補，善於運用、正確運用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
寧波市某單位副主任汪某某在兼任市春運辦主任期間，市春運辦違規購買商業預付卡、發放津貼補貼，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決定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後，考慮到其在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仍不收斂，頂風違紀，最終免去其副主任職務，改任副巡視員。
在處理杭州正處級領導幹部陳某違反生活紀律時，考慮到陳某作為區裏的班子成員，其違紀行為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仍不足以懲戒，遂建議組織部門將其調離崗位並給予降職降級處分。最終，陳某被降為主任科員。
在實踐中，浙江省根據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區別不同情況，靈活采取組織處理與黨紀處分。今年1至8月，全省共對6477人作出組織處理。
“四種形態”是一個有機整體，浙江省在第一種形態上多下功夫的同時，對後三種形態尤其是第四種形態，也毫不放鬆。
突出審查重點。浙江省將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問題嚴重、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幹部作為重中之重，加大執紀審查力度，堅決遏製腐敗蔓延勢頭，切實做到力度不減、節奏不變、尺度不鬆。今年1至8月，全省查處省管幹部18人。
創新審查方式。通過紮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執紀審查的過程成為審查對象思想轉變、逐步被“喚醒”的過程。“我還有一些問題想和組織交代”，在審查金華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程某某時，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程某某最終幡然悔悟，主動交代了組織尚未掌握的問題，真誠向組織懺悔。
提高審查效率。“以前調查一個對象可能要花上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現在我們堅持快查快結、快進快出，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縮短時間，集中力量查清主要違紀事實後，把涉嫌犯罪問題和線索及時移送司法機關繼續依法查處。”羅悅明說。
今年1至8月，浙江全省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9523件，同比上升5.61%，其中295名黨員幹部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占立案數的3.1%。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正確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根據各地各部門實踐情況製定出台具體製度規定。在執行紀律上更加細化、更加嚴格，逐步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製。”任澤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