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世紀開始，中國傳統社會開始了向現代社會轉變，如何在保存傳統的同時適應現實，成了新的問題；家禮也在新舊傳統的爭執過程中，日益引人關注。但中國傳統家庭的結構未變，家禮的傳承仍然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和氛圍，因此新舊融合，甚至更生出新意並不十分困難。這在禮儀和禮義兩個方麵都有體現。
事實上，回顧曆史上家禮傳承演變的曆史就知道，類似的調整和變革一直是傳統家庭禮儀的必修課。而在許多重要的關節點上，總有那麼幾位先行者成功地扮演了引導者的角色，使家禮不僅沒有被湮沒在曆史的發展與變革中，反而隨著社會的革新而顯出新的生命力。
翻看晚清民國時期重要的實業家周學熙的《周學熙家語》（也叫《止庵家語》）會發現，他對子孫讀書的事情非常關注，經常提“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的話。他說無論家境是否富裕，不讀書就無以在社會上立足；如果家境好，可以買書延請家庭教師，要是還不讀書，沒有立身的資本，實在是天地間的罪人！
周學熙在對讀書的具體設計上，已經顯現出時代變革之後的麵貌了。他說首先應該讀的，當然是聖賢的經書格言，其次是有實用性的書，例如論事、通訊、與人交接這些每天都要用到的文字。西文也是必學的，因為是如今“治事所需要”，但隻能作為中文學習的輔助。而且，這正課、輔課，每天都要看、讀、寫，兼而有之。
此外還有關係到個人性情培養和作為交際應世媒介的楷書、圖畫、測繪等等。在周學熙來看，不論是學習模型圖案、建築圖案，還是美術繪畫，都是內可怡情，外可應世的訓練，每天都要積累。
他對子侄們的要求是立定誌氣，選擇課程，以五年為期，每天都不許間斷。之後，一定會有所成就，不僅外人會刮目相看，自己的體驗也會跟流俗鄙夫有所不同了！
為此，周學熙為子侄們規定了日常起居的時間表。每天的二十四小時裏，有十小時是入寢盥洗，還有四小時用餐和休息，這樣至少有十小時可以用來專心做功課。這主要的四門課業是：
一、主課四小時，學習傳統的儒家經典如《四書》和《詩經》，以及《朱熹全集》等格言，還有《資治通鑒》等政治書。
二、正課二小時，讀古文和古人往來的公文書信等，此外是銀行學、商學中挑一門。
三、輔課二小時，包括西文的閱讀和翻譯。
四、餘課二小時，學習楷書和圖畫。
周學熙說，這四門課可以斟酌著排先後順序，不一定要主、正、輔、餘的次序，但要以不缺課為準繩。如果家中有應酬或家務，隻能用休息時間，不能影響這四課。
對於政治書的閱讀，周學熙還補充提了三點需要切實關注的內容：用人、理財和治軍。對這些課業，光看不行，書中的句子要熟讀，還要分類做筆記。要多準備空白本子，按照“義理精”、“製度善”、“文筆佳”、“詞句美”這幾條標準記錄下來，中文、西文都應該如此學習。（《周學熙家語》，乙醜四，1925年）
日常起居要每天六點鍾起床，不能因遲起而傷身敗家。早餐要清淡，不要過飽。餐後讀《朱子全集》一小時，溫習古文詩一小時，寫楷書一小時。午飯後溫習《四書》、《五經》等傳統儒學經典，精讀《資治通鑒》。晚飯後從七點鍾開始，看曆史上的治家格言一小時，包括《近思錄》、《顏氏家訓》、《呻吟語》、《菜根譚》等。十點鍾就寢，之前還要靜坐一小時休息身心。平日裏要注意戒濫涉，戒多言，戒妄念。（《周學熙家語》，丁卯九，1927年）
從周學熙既重視經典的閱讀，也留意西文的學習，還注意商科、銀行學的新事務來看，家庭禮儀中傳統因素和新元素的交融並不顯得衝突，各自的主次位置也非常明確，遵從者也有章可循。
其實，傳統和新事物兩廂雜陳的情形在當時社會非常普遍，兩者協調也並未見尖銳的衝突或矛盾。我們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婚禮上，就能看出這傳統與前衛的融合。
麵對當時已經興起的西式婚禮風潮，家長是這樣要求的：對比歐美各國婚姻，雖然婚事可以由男方直接向心儀的女子當麵提出，但也得自己考量是否有婚姻的資格，看對方是否願意。否則，被拒絕了，豈不尷尬！若女方接收了請求，男方要稟告父母親長，向女方父母親長正式送求婚書。但有趣的是，如果雙方已經達到了自由結婚的年齡，可以不受此環節約束。
在雙方父母親長允許之後，女方可以邀請男方宴會，或者約會遊園，也可以接受訂婚男子的保護，甚至代謀一切，包括經濟資助。訂婚時，男方隻贈給女方指環就行。之後是以陽曆參考的婚期，舉行婚禮的時間多在下午三點鍾以前。
在婚禮上，這時已經有了新娘倚著父兄親長的右臂，直上禮場後，坐在新郎右側的環節了。結婚的證書規定要用官紙，新人依次填寫，證婚人宣讀、簽字，而後新娘挽著新郎的胳膊，緩步而出。
之後是婚宴，除了吃喝的酒食以外，還要由新娘親自持刀切餅，分給來賓，這餅叫作“新娘餅”。而後，新人和賓客互相賀答，有時還要講些有趣的故事，以助興致。最後是新人更換服裝，開始蜜月旅行。（《（湖南湘潭譚氏）婚禮新製則要》，1933年木活字本）很明顯，這一流程跟現在流行的婚禮程序，差別已經不大了。
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婚禮來看，一方麵當時人覺得古禮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需要斟酌損益；另一方，強調要遵從“禮之所宜”的原則，使調整後的婚禮“不泥不悖”。就是既不違背傳統家禮，也不泥古。這要求並不簡單，但即使是處在傳統與現代交替的時代裏，興除傳統家禮，還是要以溯古迎新為基礎。
當然，將新元素融入傳統的變化並非一蹴而就。首先被大家所喜聞樂見的是形式上的變化。清初的朱永純就注意到了推行家庭教育的難度，於是改用格言的形式寫家訓，名叫《治家格言》。這本書篇幅不長，才525個字，卻流傳極廣，在民間被製成了匾額懸掛。也許是沿用了這種文字少、形式活潑卻效果好的做法，晚清的張壽榮也用韻語寫家訓教育兒子，名叫《成人篇》。這本書的內容一點兒都不簡單，講的是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曆程。為了追求形式統一，韻腳一致，作者還加了注釋，好讓年輕的讀者理解。這篇400多句的家訓讀來朗朗上口，流傳也非常廣。
我們對中華傳統家禮文化，不難形成這樣的看法：家禮是中國曆史上通行的家庭禮儀，在狹義的冠、婚、喪、祭以外，還有內容更廣泛的家內訓導、勸誡以及林林總總的日常生活行為規範。但在顏之推、司馬光、朱熹和之後數量眾多的家禮著作規範家庭禮儀的同時，社會上的家禮實踐，一直經曆著調整和變革，以適應人情和社會實況。這與家禮的規範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究其根本，就是家禮要“從宜”的根本原則。“從宜”是為了人們的生活更美好，更有秩序，也更文明、發展，這跟禮是互相表裏的。隻不過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複雜，人的生活也日益多樣和多元，難以整齊劃一，但以人為本、合乎其宜的要求卻始終不過時，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給了我們許多這樣的例子。